[兰州大学报]高岸的脚手架

徐躬耦教授

编者注：

　　2017年3月8日是徐躬耦教授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多半年来，常常怀念恩师徐躬耦先生，想写点东西寄给他。昨天终于动笔了。我先在网上查了查先生的简介。该条目中载有他生于1921年，56年调入兰大和简要事迹，别无它。我由此想先生还健在，很高兴，催自己赶快写。今天觉有些事未记确，又去上网，竟在后面一个条目中见到了“讣告”，我很有点惊诧，看后知先生2014年3月8日已去世，享年93岁。我一下子悲凉了。我责怨自己，多年前就应当写。

　　我是1957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后随着进入新建的现代物理系学习的。那时的兰州是国家的战略大后方，兰州大学即被定为西北地区的重点综合大学，人力物力财力都向兰大倾斜，拟大力发展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更是重点中之重点。据调入兰大的一些北大的教师讲，当时许多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都是以北大的名义从国外订购两套，其中一套就是给兰大的。许多青年才俊、归国学子以及苏联专家都安排到兰大物理系任教、工作。由于有原子核物理专业也吸引了京津沪等地大量的优秀学生。一座现代化的物理大楼落成。兰大物理系其时真是风生水起，欣欣向荣。而带领这支精良队伍奋斗的领军人，年轻的共和国就选中了徐躬耦先生。徐先生50年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回国后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做到副主任，55年调兰大时才34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华。但他始未料及，57年反右以后，国家政治环境严重恶化，紧接着58年拔“白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整天乱哄哄，这里批那里斗，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建土炼钢炉、翻砂，兰大还有相当的建校劳动，许多地方尘土飞扬。正常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一个在伦敦留学三年连看一场电影的时间都舍不得的勤奋学子，一个对“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充满憧憬，坚辞导师挽留毅然回国报效的爱国赤子怎么能认同这种状况?他要为祖国负责，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负责，为学生的学业前途负责。他以为这是短时间的干扰，不能因此影响人才培养的大计。先生在校、系教师中间怎样艰难地抵制、顶风我们不了解，作为学生我们只知道当时物理系是坚持按教学计划上课，按教学要求布置作业。下午、晚上规定的学习时间被占了，我们只好开夜车。那时每天晚上十一、二点一群一群人提着电壶上物理四楼自修室是正常秩序，那里彻夜灯火通明。他大约就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江隆基校长来后给以撤销)。

　　59年之后到62、3年，经济生活困难，全国到处一片饥饿，甘肃、兰州更是重灾区。那时西安一些名牌高校晚上不上自习，一周放几次电影，兰州有的高校下午4点以后就不上课，学生可以卧床休息。但兰大在江校长领导下教学秩序基本正常。现物系核物理专业的课程大概是兰大各系和专业中最重的，而同学们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尽管系上调整教学要求，减轻学生负担，控制学习时间，但大家晚上夜车普遍还开到11点到11点半，有的还开早车，5点钟围着被子在走廊路灯下苦读。师生们在黄河中的雁滩捡菜叶，在徐先生住的6号楼(原准备安排苏联专家的)上面一个大房子装满了白杨和洋槐树叶，以备充饥。这时徐先生与系里师生们一起经受着饥饿的考验。冬天他穿着厚厚的老棉衣，戴着大大的围巾为系务工作和教学操劳着。一次在系食堂外做报告，他讲述自己在英国刻苦求学的经历，满怀激情地鼓励大家树起信心，战胜困难。在这次报告中他讲到我国原子能事业既需要尖端技术，又需要优秀人才，面对这种情况，他决然选择了培养人才的重任，说自己“甘愿做脚手架让学生们踩着往上攀登”。徐先生说到做到，做得几乎看不到一点个人考虑的影子。先生有着很坚实的核物理业务功底(这有他后来为国际同行所瞩目的研究成果和高水平的著述为证)，但十多年他没有写过一篇自己的论文。他勇挑重担，带几位研究生，给他们补群论和量子场论，开系里最重的“原子核理论”课。这门课当时国内还没有现成教材，他边编教材边教学。我们是60年大四时学这门课的，他大约是教第二遍，有时就拿着《PhysicReview》(物理评论)，把上面的最新成果直接引进教学。一大节课(90分钟)几乎不看教案，边讲边写，两大黑板密密麻麻的演绎推导，格正行直，一丝不苟，令人叫绝。我留校后跟着64级重听了一遍先生的课，当时分在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北大、清华的好多人也连续来听，他们赞不绝口，说“很少能听到徐先生这样好的课，清晰透彻，解决问题”。我没有见过徐先生备课，但知道这样高难度的课要讲得如此精彩是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忍着饥肠辘辘这样做是需要对祖国对事业的无比忠贞和高度热忱的。兰大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系就是由于这种教风和学风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和人才。80年在我国首次为美国58所大学物理系推荐研究生考试中，来自全国103所高校和研究单位548人，兰大学生和教师均各占鳌头。一批批毕业生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做出了贡献，许多人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有些人还成就为中科院院士。

　　徐先生不仅对自己的专业教学要求严格，精益求精，哲学学习也非常认真。六十年代教师每周六上午安排政治学习。我们大多都选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讨论时争论很热烈。他所在的教研组的一些年轻教师说，“数九寒天，我们也常被徐主任缜密的思辨弄得汗流浃背。”

　　徐先生不苟言笑，但对人却很尊重。还在学生时，一次我有疑问去他家，两个孩子在隔壁大声说笑，他厉声制止：“叔叔在这儿问问题，你们吵什么!”其实就年龄而论徐先生确长我一辈，他却这样称我。他们教研组的好几位都是他的学生，他常和他们轻声细语地探讨学问和工作。

　　79到85年徐先生又出任学校副校长、校长，承担起整饬全校备受文革破坏的重任，为整个兰大绘制蓝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兰大期间，先生的两个儿子先后不幸夭折，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86年他辞去了校长职务，回到了南京大学。

　　2000年初，我将自己撰著的《泛参考系力学》书稿呈他，他来信写道，“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 当深入到微观领域、高速运动领域、广阔空间领域时，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不断的暴露出来了。我敢说这样一句话，没有相当精密的牛顿力学，这些矛盾不会被揭出来的。”对物理教学改革还指出两点“①防止把物理学看为只是‘推演’的科学，②要适当地引导学生从发展的角度看待物理学。”这些语重心长地嘱咐，对我后来修改定稿有很大的启示和指导。2001年8月我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路过南京拜访了他，与他细谈了一些问题并回顾了当年现物系的情况，非常高兴。其时，师母潘朝艳在场，她是一位极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温文慈祥，脸上总挂着微笑，60年代曾在甘肃工业大学任教。她说，“整个社会发生了大变化，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追求都不同了，你们当时那种激情澎湃的状况现已不再了。”说到此都不胜唏嘘。此后，我还给他寄过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和陕北小米，有一次还寄了 “505神功元气袋”。心里总在祝福他健康长寿。看到“讣告”，我感到惊诧，在电脑前呆坐良久。先生的音容笑貌和着往事立即在我脑海中翻腾起来。渐渐地这些具体的记忆翳化、隐去……而一座清晰的、高岸的脚手架在我眼前耸立起来了。

　　（《兰州大学报》第898期　三版）图文链接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