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在自己九十华诞欣然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题写院训。赵俪生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师承多方名家，研究领域广泛，文、史、哲皆有建树，尤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冠绝群伦。赵先生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文化史三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被人们称为“上个世纪文人的典范”。赵俪生先生于学问研究，以理论思维见长，道前人所未及，自行体系，形成鲜明的“赵家风格”，堪称中国当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2002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50万字的六卷本《赵俪生文集》，其中汇聚了赵先生六十多年来的学术成就和文学作品，而且展示了他跌宕传奇的一生和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经验。在2017年赵俪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生曲折的经历，卓越的学术成就，辉煌的一生，继承和发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宗旨。
2017年初，《中国史学史研究》刊登了首都师大邹兆辰教授《汪受宽教授访谈录》摘录《兰大历史系的优秀传统》一文，从一位亲身参与兰大历史学科建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名家口中，生动展现这一风骨和传统。
《兰大历史系的优秀传统》
──首都师大邹兆辰教授 《汪受宽教授访谈录》摘录
问：您是兰大历史系的学生，1963年到1968年在这里读本科，1978年在这里重新“回炉”，1979年到1981年在这里读研究生，然后就留系工作。您与兰大历史系有着五十多年的不解之缘。能不能谈谈兰大历史系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汪：我觉得兰大历史系有他自己的传统。顾颉刚先生曾经于1946年担任兰大历史系系主任，虽然在学校带课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重视科研和关注地方历史研究的好风气。1949年后，国家大力加强兰州大学的师资建设，对我影响很大的张孟伦先生、赵俪生先生等都是那时候从内地大学调过来的。对历史系影响最大的赵俪生先生（1917-2007年），是山东安丘县人，有着传奇的经历和傲人的学术贡献。他在读清华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时在山西打过游击，到过延安，后来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以后，先后在河南大学、华北大学第四部、中国科学院编译室、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工作或任教。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被派到学校农场劳动，差点饿死。赵俪生先生以受胡适赞赏的《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论文起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领风气之先，在史学界以理论和学术著名。
除上述两位老先生之外，195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国各地大学来到兰大历史系的先生们，不仅教学特别认真，而且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有出色的成绩。仅举给我上过课和有过较多接触的先生说，如北京大学来的马植杰先生对诸葛亮和三国史的研究，杜经国先生对近代洋务派和对左宗棠的研究，复旦大学来的齐陈骏先生对隋唐史和敦煌学的研究，山东大学来的李蔚先生对宋史和西夏史的研究，兰州大学自己培养的刘光华先生对秦汉史和西北地方史的研究，杨建新先生对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学的研究，在学界都很有影响。
我长期浸润于兰大历史系的这种氛围之中，在各位先生的提携和耳濡目染之下，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必须教好课，在讲台上站得住，同时要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做合格的大学教师。
问：赵俪生先生是什么时候调入兰大的呢？
汪：他是1957年8月由山东大学调入兰大的。他一到兰大就提出要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还在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 《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看我国古
史的分期》一文，阐述自己的魏晋封建论。1958年，被山东大学补划为右派，要留他在山大接受改造。兰大不同意，又把他要了回来。赵俪生先生在兰州大学工作和生活了50年，对兰大历史系既注重教学、又重视学术研究、以科研促教学风气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是兰州大学文科的一面旗帜。
问：前面您说到，您是张孟伦先生的研究生，赵俪生先生也是您的老师吗？
汪：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赵俪生先生的学生。六十年代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班授过课，1979年开始的读研学习我也不在他的门生之列。但我自认是赵先生的私淑弟子，听他的课和讲座，参议他的著述，学习他的论说，追寻他的业绩，总结他的成就。赵先生和他的家人视我为他们的朋友。中学时，我就读过赵俪生先生有关山东农民起义的小册子，对他充满仰慕之情。1963年考入兰大以后，同学们都为系里有这位著作等身、声名显赫的大学者感到自豪。他在农场濒临死亡被江隆基校长救回后，很快就为学生开设了中国通史课。江隆基校长对赵先生的才华十分赞赏，说他是兰大文科最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称：“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就是赵俪生先生。”
确实是这样。赵先生讲中国通史课，从北京猿人讲到鸦片战争，一讲就是两年半。讲通史，要上下贯通，点面结合，前后照应，没有极高的学养是难以讲好的。其他老师都是各讲一段，而赵先生却能应对这种挑战。赵先生讲课，从来不拿讲稿，只是拿几片抄有资料的纸，但一开讲，就以他独特的开场白，连珠的妙语，抑扬顿挫、底气十足的男中音，把听课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他讲的都是自己的深思熟虑，或者是史学热点或学术前沿的重大问题。他围绕论题，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学生们受到一次高层次思维的陶冶，或者被引导到最前沿的学术工作。凭着这样的教学，赵先生的学生如孙祚民、孙达人、罗祖基、邹逸麟、乔幼梅、潘群、秦晖、葛金芳等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成就杰出。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赵先生一下子招收了七位专门史的研究生。
问：这样说，您不仅是赵先生真正的学生，而且是赵先生学术真传的真正受益者，您为宣扬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思想品格做了大量工作？
汪：是的。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认识到赵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学术通家，是现当代中国史学史中特立独行的人物。于是，我决心以阐扬赵先生的生平和学术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1991年11月，学校举行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60周年、教育54周年庆祝会，我做的主题报告“思晰渊微门墙多杰———谨述赵俪生教授史学与教学成就”，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赵先生对学术和教育的贡献。1996年10月，兰州大学与山东大学联合举行赵俪生先生80寿诞庆祝会，会上许多朋友、同事、学生深情地回顾了赵先生的轶事和风采，赞扬他对中国学术和教育事业的贡献。在此前后出版的《赵俪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篱槿堂自叙》等，在学界引起关注和震撼。大家认为赵俪生先生的学术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提议编辑他的文集。经学校批准，从2000年6月开始，我和王劲教授就投入这项工作，在赵俪生先生的大力配合和许多朋友的帮助下，编辑了六卷本的 《赵俪生文集》，于2002年4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文集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消息传来，赵先生深感安慰。2007年11月27日，赵俪生先生以91岁高龄逝世。两天后，我在榆中校区做了“赵俪生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的讲座，与二百多同学一起祈愿先生走好。赵俪生先生逝世后，又主持编辑了100万字的 《赵俪生先生纪念文集》，于2009年出版。我认为，兰大应该高扬赵俪生这面旗帜，激励历史学科的后继者永远走在教学和科研的前列。
问：您的研究生导师张孟伦先生是不是比赵先生要年长一些啊？
汪：是的。他是江西万年县人，生于1905年，比赵先生大一轮。193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历史学家雷海宗、文学史家朱东润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当时全国高校历史系，北大和武大两家争雄。他从武大毕业后，在江西樟树中学教书，同时也写一些史学文章，晚年编成《汉魏饮食考》《汉魏人名考》两书出版。后调到中正大学任副教授，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宋代兴亡史》，对赵宋王朝的内部政治纠纷和外部民族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却是20世纪最早的研究宋史的书了。他来兰大以后主要是讲授历史文选。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贬到张掖师专工作两三年，后又回到兰大。1961年起，他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教育部批准张先生为史学史专业导师，我和大学同学王继光是他招的第一届研究生。张先生为人比较拘谨，但是做学问很踏实、严谨，特别注重资料的掌握和史实的严密论证。我师从先生多年，得益良多。
问：我看到1986年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上册出版，您曾经写过一篇评论称其为“史学史园地的一朵奇葩”。
汪：是的。张孟伦先生著的《中国史学史》1985年前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计约50万言，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是份量较大的一部。上册自上古至南北朝，下册自隋至十九世纪前期。这部书以史学著作为中心，通过对一系列典型史书的分析研究，借以阐明诸种史例的特点，历代编史制度的因革，各种史学流派的产生，各位名史家思想的特点，及以时代与史学的关系等史学史的基本问题。每一章节都有中心论题。分之，则是一篇篇专题论文；合之，又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该书风格独特、资料丰富、观点明晰、文辞古朴，所以我称其为“史学史园地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