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4月12日
地点：档案馆四楼办公室
人物：汪受宽
采访人：王秋林
摄影：红叶
整理：代金通（2014级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志愿者）
文稿修改、审定：段小平 陈闻歌
王：汪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参与“萃英记忆工程”工作，并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就您了解的兰大给我们作一些介绍。
汪：我想我的经历就少说点吧。我就主要讲讲历史系、历史学科的发展，就是我所知道的兰大历史学科吧！实际上解放初期院系合并后，文科就剩下三个系，一个是历史系，一个是经济系，再一个是中文系，其他的系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
赵俪生是兰大文科的一面旗帜
我觉得在兰大，历史学科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赵俪生先生1991年离休，学校在逸夫馆里给他开纪念会。到1997年，他已经80岁了，学校给他做了一个80寿辰的纪念活动，是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联合做的。紧接着，学校拨了些钱，做了一套六卷本的《赵俪生文集》。赵俪生先生自己说：这个文集出来了，我的一生也就有个交代了。
赵俪生孙女在山东大学祖父塑像前留影
明年（2017年）四月是赵俪生先生百岁寿诞，在此之前，山东大学在校园里给他立了个塑像，实际上他在山东大学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六、七年。但是山东大学对他非常重视，一开始给他出书，后来又想调他去，当然最后没有去成了。赵俪生先生去世三周年时，我们给他做了一本一百万字的赵俪生纪念文集，这实际上是扩大了赵俪生在全国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赵俪生先生是兰大文科曾经的一面旗帜。高扬这个旗帜，对于振兴我们兰大的文科，或者在扩大兰大在国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兰州大学）档案馆展出了几件赵俪生先生的东西，其中一个特别重要，就是那个《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看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手稿。这篇没有收到他文集里的文章，体现了赵俪生独特的学术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形成了很多种说法，毛泽东支持郭沫若提出的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之交说。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道理，范文澜就主张“西周封建说”。而赵俪生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外语水平又特别的高。所以在几十年间，他很重视用外文的东西，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用原文的东西去研究中国的历史，他的学术主张是“魏晋封建说”，就是一直到三国两晋的时候，中国才开始形成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地主经济社会。如果说按照五种分期的说法，汉代还是奴隶社会呢。赵俪生先生是1957年调到兰大来的，在山东大学，他就是《文史哲》的创始人之一，然后到兰大来，还保持了这个传统。他参与了《兰州大学学报》文科版的开创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一期，也就是创刊号上。为什么这篇文章后来他就不提了呢？一个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是犯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批评向达“讨厌‘五朵金花’”的几百字后记，后来他自己对“五朵金花”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再没有讲这个事。
大概是1994年前后，我写过一个赵俪生的电视片的稿子，然后由当时电教中心的王成初做成片子。赵俪生挺配合的，也挺高兴。后来在甘肃台放过几次。当时拍的是胶片。后来赵俪生去世了以后，学院办公室的连亚敏把那个片子找出来，然后由民族中心的老师把它转换成数字的了。
我为什么要讲赵俪生的学问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科，之所以能够在国内一直保持前列的学术地位，跟赵俪生和其他老先生几十年的带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名家奠定历史学科坚实基础
兰大1946年创建了历史系，应该说一开始它的基础就很好。1946年，辛树帜校长就专门把顾颉刚先生请来当历史系的系主任。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立古史辨派，但是他更大的贡献，我觉得还是培养人才。他扶植了好多的学者，包括山东大学的童书业，当时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在印刷厂里面当工人呢。顾先生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就专门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来搞研究。还有史念海，当时就是他带到兰大来的，是咱们国内搞历史地理学科最重要的一个学者，后来在陕西师大工作。顾先生带来了好多人，而且在兰大待了半年时间，专门给学生上课，主要讲的就是西北的历史。他走了以后，就让史念海来代任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就是甘人治甘，史念海走了。临走之前把系主任的工作交给了李文实。李文实是青海化隆县的一位文史学者，也是顾颉刚的一个主要助手。
顾颉刚先生
当时还有一些学者。（20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咱们的图书馆书库里见到一个手稿，是魏应祺《中国史学史》的手稿。我是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的，魏应祺的《中国史学史》与金毓黻的同名著作是1944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的。这时我才知道史学史学科开创者之一的魏应祺，在那个时候是兰大文史系的教授。
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很不得了的学问家，是中国历史学界相关学科的开创者或带头人。顾颉刚实际上给兰大历史系带了个好头，奠定了基础。
人才荟萃：历史系大发展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历史系的系主任是李天祜。他是河南人，1916年生，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曾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后来到兰大，刚解放他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一直到1988年初去世，当了几十年的历史系主任。他是做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后来又做俄国史研究，很有成就。乘着国家支援大西北的东风，他不断地想办法给历史系搜罗人才。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孟伦，原来是江西南昌大学的一个副教授，被他请来（兰大）当教授，这是1950年的7月份。张孟伦先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在史学研究上他是史料派。1946年他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研究宋史的专著《宋代兴亡史》。后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教历史文选，研究《左传》，研究中国史学史。到“文革”结束不久，他就出了《中国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册五十多万字。到晚年，又出版了《汉魏人名考》和《汉魏饮食考》两部专著，在史学界他是很有影响力的老先生。他是1905年生的，1988年去世，江西万年人。前几年，史学史所的同仁给他编了一本论文集，兰大出版社即将出版。
1980年前后的“兰大四皓”。左起：赵俪生、李天祜、张孟伦、辛安亭。
1986年6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部分教师在校门前合影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际上是兰大历史系大发展的时期。那些年从国外及北大、山大、复旦等全国很著名的高校调来好多教师或者毕业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回国的汤季芳是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曾担任历史系主任。从北京大学先后来了好几位先生，赵辉杰、何玉畴、唐景生、李建、邹衡等，他们成为了历史系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的骨干教师。还有马植杰，他三十多岁报考翦伯赞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专业考得好得很，外语却没有考过，翦伯赞就说了，这个人外语考零分我也要。他学问确实好得很。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调到河北省社科院去了。当研究生的时候他出了国内第一本《诸葛亮传》。1993年，又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三国史》。北大来的杜经国先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他最早提出为洋务派翻案，还撰写了专著《左宗棠在新疆》。还有复旦来的齐陈骏先生和朱允兴先生。朱允兴先生是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观点，后来是在美国去世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欧阳珍先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极受学生欢迎。赵俪生先生从山东大学带来李蔚、张大卫等，李蔚先生是从事宋史研究的，在西夏史研究方面是很有影响的学者。
另一个就是有好多兰大历史系自己培养毕业留校的老师，这里面包括杨建新、刘光华、张代经、颉普等。
1989年历史系部分教师与著名学者张春树、骆雪伦夫妇合影
这些认认真真教书、实实在在做学问的老先生，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整个撑起了历史系几十年的天。
历史系在1957年、1958年大发展的同时，很快就遭受到了挫折。当时搞院系调整，教育部门下令把兰大的文科给撤了，历史系就合并到师大去了。这是1959年初的事情，一直到1961年文科才回到兰大。
投身革命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现在回过头来说赵俪生。赵俪生先生有着传奇的经历，这些在《赵俪生文集》第五卷中记着呢。这一卷中有他个人的回忆、他写的诗、序跋和师友回忆等等的文章。赵俪生回忆录《篱槿堂自叙》一开始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经增补后收入《赵俪生文集》，后来把他的回忆录和夫人高昭一八十岁时的回忆录放到一块，出版了一个《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这个书好评如潮，一直有好几个月是国内十本畅销书之一。可以说，这本书是从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学者个人史和时代史。
据赵俪生回忆录记载，赵俪生在1934年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因为家庭困难，他上了有公费的清华，在外文系学习。但是不久就发现外文系的课没有意思，就转到文学系听课来了。当时他已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清华方面学生负责人。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赵俪生走在前列，表现英勇。当时蒋南翔是清华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晚上在宿舍里跟他讲，我们看到你人很诚实，在与反动派的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言下之意，是希望赵俪生申请参加共产党。赵俪生想了好长时间，给蒋南翔回话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愿意受组织的约束，还是留在党外吧，当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一辈子就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
当时赵俪生翻译了好多苏俄文学作品，也当过《清华周刊》的编辑。一直到北京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他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觉得中国大地已经容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了，就跑到山西去。赵俪生被党掌握的牺盟会派往离石做抗日动员工作，在那里与出身河北正定世家的高昭一结为夫妇。
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与山西抗日武装在离石一带恶战。后来赵俪生他们就被敌人挤压到黄河边，为了安全，组织上决定将他们夫妇和另外三位外地干部转移到延安去。派了八路军120师的一位侦察员，负责帮助他们乘木板筏子渡黄河。结果还没有到对岸，冰块将筏子打散了，他和夫人都掉到水里头了，那位侦察员就一手一个把他们两口子拉到岸上去了。后来他到了延安，当时他的清华同学姚依林、韦君宜、赵德尊、郑天翔这些人已经在延安了。他在延安待了十来天，经由西安回山西前线去了。回到山西，赵俪生夫妇被派往山西新军夏支队第一中队当副指导员、指导员，与日寇进行游击战争。夏支队的组织科长是七十年代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孙雨亭。几年后，赵先生写了一个小说《中条山的梦》，写他这一段抗战的经历，这个我们也收到文集里头来了。虽然是个小说，但反映的是他经历的那段真实的抗战史。一年多以后，赵俪生感染了重病，到西安治疗。病愈后，因为国共摩擦加剧，他们无法回部队，只好在乾州、西安等地教中学了。在这段时间，他就跟江隆基校长有联系了。江校长经常找他们开会，因为赵俪生是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员吧。后来，又到蔡家坡的扶轮中学和雍兴工业职业学校去了，在那儿受中共西安城工部委托，做一些情报工作。所以后来他神经比较脆弱，他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早就盯上他了，有时候半夜里就给他家里扔砖头之类的，平常也注意他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赵俪生作为西北代表到上海参加抗日作家复员大会，又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后来开封解放，他被中原解放军护送到华北大学第四部任研究员。
不断创新：赵俪生的学术之路
赵俪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华北大学第四部，在范文澜领导下，艾思奇和赵俪生任正副组长，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1949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担任编译局的副局长，局长是著名考古学家杨钟健。他们创办了《中国科学》和《中国科学通报》两个杂志。同时，他跟叶丁易合作创立了《光明日报》学术周刊，并担任编辑。
再后来，经艾思奇介绍，他又调到东北师大去了，待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东北师大的一些老先生，都很感激赵俪生给他们东北师大带来了一种很新的风气。半年后，他就接受华岗校长的邀请，到了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大概就是现在海洋大学所在的地方。
赵俪生实际上是到抗战期间在关中当教师时才开始做历史研究的。出于当时个人从事秘密工作的处境，他主要做山陕学者的研究。从明末到清初这一段时间，陕西和山西的学者联合起来反对农民战争，也反抗清朝，影响很大。他就做这方面的学问，后来写过一本书叫《顾炎武与王山史》，这是他研究顾炎武的起点，这是20世纪四十年代前期的事情。他写了一篇《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的文章，投到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主编胡适很欣赏这篇文章，马上就给发表了，他就成名了。1949年10月他在《新建设》上发了一篇《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谈我们在新时代怎么来发展历史学。我们搞史学史研究的人都特别重视这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是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开端和基础。他提出来，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研究历史。后来到了山东大学以后，他就跟他的夫人合作研究农民战争史，出了一本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这是国内第一本个人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集，所以他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上影响就很大了。“文革”结束以后，当时成立的第一个历史方面的学会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他在兰州待着，人家就请他来当副会长。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上，他主要是系统地钻研了这方面的材料，提出了好多相关的理论、范畴和标准。他到兰大来发的第一篇文章《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看中国古代的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他把自己对农民战争的研究，用到古代史的分期研究上来了。
赵俪生的通史教学，被学者称为国内第一。他教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单纯的教知识，他主要教你思考，怎么去提出新的观点。所以那一年我们给他开纪念会的时候，山东大学的一位先生就说，赵先生的学生有搞原子弹的，有搞物理的，有搞数学的，也有搞历史的，搞文学的，在各个领域，都是很有水平和地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他教学生，不是给学生教死的书本方面的，一条材料他就给你加很多方面的问题，然后引发你思考，所以你听他的课，可能记不起很多历史方面的史实，但是可能会引起你很多的思考，从而激发你的创造力。其实，赵先生教学之所以如此高水平，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责任心，还因为他总是以踏实的科学研究作为课堂教学的基础。
后来他发现农民战争史研究不下去了，就研究土地制度史。因为他感到这个农民战争的研究深入下去以后，根源是什么？对历史的改变在哪？都是跟土地制度有关的。所以他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专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土地制度史》。这个书一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一开始是我们学校自己印的，后来就是在出版社出的。这个书到现在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要参考书。这个《中国土地制度史》出了以后，他又发现，无论农民战争也好，土地制度也好，归根到底还是个文化问题，所以到八十年代以后，他就研究古代文化史，尤其是先秦文化史。因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先秦，孔子老子都是在先秦产生的，我们两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先秦的一些大思想家的影响的结果，所以他就研究先秦文化史。他本来要写一本书，后来也没写出来。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一步一步地去讨论先秦文化的问题，当然岁数也大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存在的。
晚年赵俪生
要总结赵俪生的学术道路，我觉得就是不断创新，引领学术潮流。我觉得他的这一点，从1957年就带到兰大来了，对兰大历史专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兰大历史学科之所以能够有些局面，顾颉刚、赵俪生他们两位的典范和带动是起了根本的作用。
大师典范，后学勇进
20世纪五十年代留校的和从外地来的这批学者支撑了兰大历史系几十年。齐陈骏从事隋唐史研究，“文革”结束以后，他创立了敦煌研究室，做敦煌学和河西史地的研究，敦煌研究室后来成为教育部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所以齐先生对兰大敦煌学的贡献，那是屈指可数的了。杨建新早期就做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20世纪七十年代是做中俄关系史，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改做西北史地研究，办了个刊物《西北史地》，出了几十期，在国内很有影响。到九十年代他做民族学和西北民族史研究，创立了我们的民族学专业，成了教育部的一个研究基地。兰大文科教育部的研究基地一共就这两个，就是他们这两位先生给带动起来的。刘光华长期从事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并侧重西北地方史研究，组织了《西北通史》，主编了《甘肃通史》。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填补了学术空白，建立了兰大历史学科服务地方的平台。他们几位先生之所以搞这些东西，我觉得跟赵俪生给我们形成的这个学术风气和学术观点很有关系，就是追求创新，发挥特色，这样就在西北这么一个穷地方诞生了历史学的几个高地，才有了我们兰大历史学的今天。
我在历史系待了几十年，感到这些老先生对我们的影响，对历史学专业的影响，对我个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这几十年做学问，目的都是为高质量的教学工作服务的。从老先生们的传统中我领悟到，做历史研究：一个是要严谨，不能花里胡哨的，自己要多下功夫，坐冷板凳；第二是选题应该有创新性；第三要努力为地方服务。我多年来做的工作，都是围绕这几点做的。例如我20多年前做的《谥法研究》，就是在追求古文化的创新。谥法就是封建社会，给死了的皇帝、官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名号。我的这本书是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本对古代的谥法进行总结的研究著作，到现在也很有影响。日本有个教授，专门开了一门课就叫汪某某和他的谥法研究，说明这个影响很大了。另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网页上，他们这三十年出的重点书中就有两本是我做的，这其中就包括《谥法研究》。我给学生讲找题目，别人做过的你最好不要做，别人做了，你要超过他，那困难就是十倍啊！别人没有做过的你做，你只要做出来了，就是填补空白的作品。现在谥法研究也成了热门的东西了，好多人拿它来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或者是写文章、写书，但是他都要引我这个东西，他可以从这里头去扩大，或者是批评我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不太准确或者不对，但是他都离不开我这个东西。我的书是奠定基础的研究，所以我出的所有书里头引用量最高的就是这本书。
汪受宽与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合影（1992年）
说到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服务地方，我担任首席专家完成的《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2001年拿的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07年出的书。当然是我们系的好多老师和研究生帮着做的。这个书主要对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追踪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情况。我发现，大开发战略实施多年，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越拉越大了。所以我有针对性地向国家提出九条建议，就是企图弥补缺憾，推动西部地区的大发展。
这个书出来以后，《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找到我，他说你这个书我认真看了，我对里边提出的很多观点很感兴趣，因为甘肃的发展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情，西部的发展是中国的未来啊！但是究竟怎么来理解你提出来的好多观点，比如书中说不光要中央来关注和大力支持西部的发展，而且要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我说我在青海待了十年，跟很多少数民族和基层的同志都有接触。我研究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反叛或者说是起义，根源都是那些低级的官员甚至胥吏欺负少数民族的老百姓或处置纠纷不当，然后他们就起来闹事。朝廷或政府就把它作为一个叛乱来对待，然后就镇压。镇压了以后，激起更多的人参与反抗，最后越闹越大，难以收拾。你看乾隆年间青海循化的苏四十三起义都打到兰州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基层的吏治特别重要。这些年咱们中央抓反腐倡廉，既要抓大官高官，也要抓芝麻小官。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确实是个大事！我们研究历史跟现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位记者后来根据和我的谈话，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西部地区的开发问题和建设问题，我们学校的网站上也转载了。
汪受宽部分著作
还有一本书是我于2012年由兰大出版社出版的《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甘肃永昌县有两千年前安置失散的古罗马军人的一个叫骊靬的城市，这是20多年来各个媒体大肆宣传的“历史”。国内外很多史学家一直写文章质疑和否定这个说法，但仍然阻挡不了地方以“历史”搭台，去唱经济的戏。我写这本书，从中外文献的历史考证入手，辅以新出土汉简资料和我校遗传所DNA检测结果，以充分的理由驳斥了东归说的种种说法，还其伪史的真貌。一位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主编称之为“真李逵”，在封内“按语”中说；“看来，特色社会的最大郁闷是，埋头做学问的那类‘书呆子’坚守不辍、求真务实的较真者勾稽爬梳不休。忽一日李逵出场，李鬼们的面具全被扒下在光天化日的舞台中央！”我感到花多年心血做出的这个学问才是真正的服务社会。
再就是最近刚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一本书，这是教育部的重点课题，2005年申请上的。当时拉了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大、东北师大、云南大学、海南大学的好多人来做。整个研究队伍是49个人，当然主要是我们这儿的人。这个课题实际上是白寿彝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了，但是没有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就不能称为中国史学史。所以他在1985年就提出来，我们要重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使我们的史学史成为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然后北师大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就提出这个课题，选中了我来做。最近几年，我就在集中时间做这个研究，到今年（2016年）三月份这个稿子全部出来了，交到教育部结项去了。这是个填补学术空白的项目，国内没有这个，我们七十万字写出来。
学术创新和以自己的知识服务社会，是老一辈的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自己这几十年也在沿着老先生开辟的道路去做学问，到现在一直还挺忙的。像我们历史院有一次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就说，咱们搞历史研究的，你的成果不能赶时髦，过几年就没人看了，最好能做出点传世的作品来，这样的话才不枉历史学者的身份吧。有些东西是短命的。因为现在出的书太多了，一年出二、三十万种新书呢。另外，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做了几种古籍整理校注的书，出了几种探讨历史文化的著述，以及关于西部和甘肃历史研究的著作。在此，我要感谢兰大社科处、历史文化学院、相关出版社的领导以及我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所的同仁和学生，没有他们长期以来对我学术工作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是做不出这么多东西来的。
【人物简介】
汪受宽，男，1943年11月生，江苏省东台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6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到青海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 1970年起在青海省化隆县任中学教师、县文教科干事等。1978年考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为回炉生、研究生。1981年底毕业留校任教，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先后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2008年底退休。从事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及西北地方史教学和研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会长，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中央委员、甘肃省民盟常委、甘肃省政协委员。
著有《读史基础手册》、《历史研究基础》、《谥法研究》、《孝经译注》、《二十五史新编·史记》、《甘肃通史?秦汉卷》、《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西北史鉴》、《西北史札》、《陇史新探》、《史学史论文自选集》等，主编《中国历史文选》、《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千古兴亡史鉴丛书》等。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
获兰州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主干课教学优秀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甘肃省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三等桨，宝钢优秀教师奖，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