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5月16日15时41分，兰州大学原中文系系主任、著名民俗学家柯杨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光倒流至2015年5月31日，凤凰网举办的大型青年成长联合演讲《毕业歌》走进兰大，柯杨先生做了题为《再见母校，你好未来》的演讲。当时，学校图书馆张晓文老师也在现场，被先生的演讲所感动。于是，同年10月中旬，张晓文给先生打电话，希望他能讲讲自己的心想事成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欣然同意。记忆中，通话后第二天，张晓文就去了本部家属院先生的家，他口述，她记录，并且收录在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99个心想事成的故事》中，希望这些故事能够鼓励青年人，让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不被现实的利益所驱动。在此，我们首发此文，以纪念那位我们共同爱戴、尊敬的“花儿爷爷”。
1958年，柯杨大学毕业照
从我年轻时候开始爱好花儿，后来就变成了专门讲，专讲。成功之路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兴趣爱好，所以有人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只要有了兴趣你就有可能成功，有了兴趣才愿意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甚至废寝忘食。
我小的时候，老家在庆阳，但是在兰州出生，在兰州长大，我从小听惯了宁夏的回民在建筑工地唱花儿，尤其在寒冷的夜晚唱，特别凄凉，用的方言，我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听不懂，我找人问，把词记下来，跟正常的语言不太一样，怪怪的，从那个时候我就种下了民间的确有高手、不识字的农民照样可以唱出非常优美的歌来的印象。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民间的各种歌谣以及社火里面的各种唱词，比如兰州社火里有太平歌，有船夫曲，就是有个船姑娘，有个白胡子老头拿一个浆在表演，它也有不同的曲调，我很感兴趣。
1984年6月30日，柯杨与外国学者在学校门口合影
上大学以后，我很有兴趣的是，我的两个老师，当时兰大中文系的曹觉民教授和匡扶教授。匡扶先生开设了《民间文学概论》，曹觉民先生根据当时苏联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开设了一门叫做《人民口头创作》。《人民口头创作》当然包括了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我喜欢的歌谣也在里面，这两位老先生的课是我大感兴趣的，我当时当学生的时候学的还不错，当时毕业的时候，本来不留我，把我已经分配到外面的一个学校了，可是后来留在系上的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被教育厅厅长挖走了，让给他当秘书，学的也不错，所以系上临时留我到系上工作，我们当时没有博士硕士学位，尤其是文科，大概化学或物理只有硕士，没有博士，当时大量的留的都是本科生，留下问我您要教什么课，我说《民间文学》，当时还没有民俗学这门课，我不知道。当时有人就在背后说，你人很聪明，到这个时候怎么就糊涂了，这个民间文学有什么好教的，有什么好学的，你教《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是很好吗？我说那个我不教。因为我喜欢（民间文学），我有兴趣，我给他们说，曹雪芹的一部《红楼梦》现在有上百个红学专家在研究，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就不应该有人去研究呢，谁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们瞪着眼睛说好像我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我留在学校就讲《民间文学概论》。
1992年春，与民俗学家刘锡诚先生在深圳锦绣中华园内合影
1993年10月，在当时的中央民院参加学术研讨会
1979年，在兰州开了一个叫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民间文学家、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来到兰州饭店参加这个会议。我当时是青年教师，我就把钟先生请到兰州大学做了一次学术讲座。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他讲了一个《为孟姜女翻案》，孟姜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被江青污蔑成封建的、迷信的、没有价值的，钟先生专门针对“四人帮”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污蔑，讲了一个《为孟姜女翻案》的学术讲座，当时在学校很轰动。钟先生在讲的过程中不时要起身写黑板，他当时年龄已经大了，60岁过了，我说：钟老您不要起来，您坐着讲，我来写。他说：你行吗？我说：我试试看。他不太放心，但是他没有再起身，他讲了好几个内容，总是转过身来看，看了3个之后，就不再看了，因为我没有写错，全是对的，这就是我跟钟老先生的缘分，我给钟老先生做了两三个小时的助教，真正的助教，给老师写黑板，给老师印讲义等。
1994年11月，在山东做民俗调查
1995年3月，与日本留学生吉村知子合影
1997年11月21日，在第二届亚细亚民俗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
1997年11月，在韩国中央大学参加第十九届中韩民俗大会
他要编全国的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他就专门给兰大写了信，说把我借给他一年半，实际是他做了个编教材的进修班，大家分工，一人一章，他一个个的做指导，我觉得收获太大了。如果说曹觉民和匡扶先生的民间文学课程把我从对民间文学爱好的感性认识突破地提高到了理性认识阶段，那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编教材的一年多，真正是上了好几个台阶，真正可以叫做深入到了民间文化广袤的草原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各种各样的宝贝，我才初步体会到爱好是一个基础，但是没有高人的指点帮助，没有个人勤奋的努力，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觉得编教材的那一年半收获是极大的，真正地促使我对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粗糙的认识彻底转变到了真知，真正的知道了是咋回事。
2007年4月30日，参加在天水秦安举办的第二届女娲节
编完教材之后，我不仅继续开《民间文学》课，还开了《中国民俗学》这样一门新课，因为我们的钟先生是民俗学的泰斗，他的民俗学讲的很好。后来，在钟先生的感召下，我又参编了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写了一部分，在这样一个理论培养的背景下，我就要找一个重点，一个人做学问不能东打一棒槌西敲一榔头，要有一个侧重的方面，在别人看来，民间文学是一块块，实际上，你把民间文学解剖一下啊，那里面内容非常丰富，神话、传说都是独立的一门一门的科学，在国际上很有名，神话学家，像德国、日本都有很多，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歌谣，我选择了歌谣。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歌谣，我熟悉这个东西，所以我介入到了歌谣学，可是歌谣学也很大，还需要继续往小缩，比如江南的吴歌，陕北的信天游也是歌谣，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我非常熟悉的，我可以随时做调查的，于是我开始研究花儿，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表了很多花儿的论文，正因为有了理论的提高，而且我坚持了钟先生告诉我们的一定要田野作业，就是要下乡，一定要深入民间，要挖深井，不能浅尝辄止，也不能走马观花，而是应该挖一个深井一直挖出甜水清水来你才能罢休。像花儿会，著名的花儿会，包括青海的，甘肃松鸣岩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灵台城隍庙花儿会、永靖县炳灵寺花儿会，其中大部分我去了10次以上，那时候年轻，精力好，能跑，也有我单独带领我的研究生、本科生去调查的，也有陪着外国专家一起调查的，我觉得我的深井挖得很有成果，我有很多别人根本没有看到的问题。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才知道什么叫专家，什么叫学问，所谓专家原来就是在未知领域里面去活动的人物，重复别人的观点，重复别人已知的材料，只能说是工匠，他不是学者，不是专家。专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独创性，就是要在别人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你发现了问题、看出了问题，而且阐明了问题，大家一看，哦，就是这样。但是别人为什么原来没有想过，经过你的指点，别人才知道，这就是你的劳动成果。所以，我觉得学问做得有没有价值，不在于你写的书有多厚，资料有多丰富，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你究竟有多少进步，就是超越前人的有多少，哪怕是一寸一尺都好，就怕原地踏步。你看你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你并没有突破，这就谈不上专家，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所谓专家就是在未知领域去闯荡去开拓的的人，而这样的人，则需要吃苦，绝对要能吃苦，善于吃苦。
2007年，柯杨先生喜获双奖：6月，获文化部颁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奖；11月，获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此前，2005年，在中国民俗学会和北京民俗博物馆合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柯杨教授论证了把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07年，南京学术研讨会形成的《南京宣言》中，柯杨教授与其他民俗学专家一起，再次呼吁把民族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2007年4月底，我国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出台，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在漳县金钟花儿会采风
比如说，我在《毕业歌》中讲到吃洋芋的故事，我带着学生去东乡调查，当时正是经济社会困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吃饭时候用粮票，我们每天给老百姓交七八两粮票，但是东乡族人有好客的习惯，而且洋芋不限量，粮票放下，洋芋尽管吃，吃饱为止，刚开始几天胃酸、难受，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胃不酸了，也能多吃，除了吃洋芋就是喝茯茶，就是那个大的砖茶，煮了喝，整整45天，我觉得那个苦一般人受不了，因为太单调了，那个饮食结构，没有菜，没有米和面。土豆偶尔吃一次可以，大家还觉得很好，很有特点，但是让你每天吃每顿吃，可是人家老百姓祖祖辈辈吃，也不是照样活着吗？就像这样吃苦的精神，我觉得只是举个例子。我们那个时候下乡没有宾馆，没有招待所，都要自己背着行李，老师学生都要自己背着铺盖卷，走上几十里、上百里路，当然有机会的话，大卡车上撂上去坐一下，不像现在，私人的公家的大巴小巴都很多，那个时候的交通也很不方便，就在那样的条件下，坚持不懈，一直研究。所以我现在确信我个人对花儿这个民歌品种的认识、理解绝对是权威性的，别人根本无法超越的，因为我调查了整整一生，一辈子。
柯杨教授的两个学生，左为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硕士生Hildegard Maria Becker，右为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民俗研究所博士生Mary clare(Sue Tuohy）。她凭借研究花儿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Imagining the Chinese Teadition: the case of Hua'er Songs,Festivals and Scholarship
我还指导过外国的留学生写文章，我指导过一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苏独玉，一个独身主义者，我介绍她读书，我带她去花儿会做调研，她写了一本书，《莲花山的花儿》，获得了博士学位。德国特里尔大学一个学生，他们汉学系系主任乔伟先生是中国天津人，专门知道我在研究花儿，他们有一个学生叫白倩，喜欢中国的花儿，来找我，我也指导她，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穆斯林文化在花儿中的反映》。现在还有一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一个大胡子、大个子、一米九级的大学生，在读博士，每年来找一次我。除了国外的，国内目前各省研究歌谣的人都找过我。
2015年5月31日，凤凰网举办的大型青年成长联合演讲《毕业歌》走进兰大，在本部田径场进行录制。柯杨教授作为校友嘉宾做了题为《再见母校，你好未来》的演讲。
2015年10月，艺术学院组织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来到柯扬教授家中，开展了“花儿传承教学，进入大师书房”活动。
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一个歌谣学家，有些人说是花儿专家，也可以这样说，花儿是歌谣的一部分。不管是国人或者外国人，要了解花儿这种民歌，他都会来找我。我的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远远超过了一般研究花儿的人，所以我成为歌谣学家也好，民俗学家也好，就是因为一个是爱好，一个是吃苦，这两个条件加起来我就可以成功，如果不吃苦老想享受是不可能成功。而且我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心无旁骛，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要弄会这个，弄会那个，好像兴趣很广，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搞深搞透，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了解的都很肤浅，就是要反复地多次地对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人做经常的反复的调研，你进不到他的心灵深处，你就不能了解他，光是花费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座谈一会你就了解了这个歌手，那完全是胡扯。
2016年5月17日，在榆中校区天山堂做客工学讲堂第十九讲，讲述《艺术与人生》
2016年8月6日，参加文学院92级校友毕业20周年师生座谈会
举些例子，那些歌谣对我的震撼确实很好，有一个吴阿婆的歌谣，很有哲理：石磨老了重錾呢；骡马老了倒换呢；钢刀老了重磨呢；人老了咋活呢？这么四句，说明一个老年歌手在年轻人唱歌的情况下发感慨，因为他自己唱不动了，他做了很多比喻，石磨老了要重新把槽槽弄出来，因为两扇子都是石头棱，花花的棱棱，粮食种子才能磨好，磨了好多年，时间长了，棱就磨平了，麦子就不能磨碎了，所以就要重新錾磨。农村不把老了的牛、骡马吃掉，他宁可喂着料让它休息，就跟人一样，那是他的家族成员，农村对耕畜非常爱护，倒换就是重新买新的继续劳动。这种民歌的水平不次于很多古代很好的诗歌。我还听到一个歌手的歌，我们告别时他唱的：园子角里的红根踏（根踏是一种块根植物，有点像大头菜），你去时把你的魂丢下（丢下，留下的意思），我把魂压在蓆底下，晚夕连你的魂说话。人的灵魂，这种想象是诗人想不到的，可是民间的歌手可以唱出来，很有趣、很有意思。
在张晓文老师的访谈中，邀请艺术学院陈思帆等同学作了漫画像，先生很喜欢。遗憾的是，画像还未制作出来送给先生……
本文文字由图书馆张晓文老师提供，部分照片由文学院、档案馆分别提供，部分照片来自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