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1月15日
地点：兰州大学医学院居所
人物：刘德山
采访人：王秋林
拍摄：梁振林 红叶
文稿摘录：石文晶（2015级历史专业志愿者）
涂文清（2015级萃英学院人文班志愿者）
文稿修改、审定：段小平 陈闻歌
王：刘先生，您好。档案馆正在做“萃英记忆工程”，以采访的形式，把老先生、老校友对在兰大的回忆以及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保存下来。今天请您做个回忆。
学生时代
刘：我出生于1926年2月，父亲是当时天津河东一带有名的中医先生，经营一家中药店，也是河东区比较大的药店。1930年的一天，父亲在天津租界里一个病人家里给病人看病，正在写药方时，由于高血压脑淤血突然去世。我小时候受到天津地区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除了学习不少中草药知识外，还学过一些地方文艺方面的知识。中学时代是在天津铃铛阁中学学习，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市一中。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的北京大学是由文、理、法、农、工、医等六所学院组成，医学院后来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时恰是日伪时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北京，我们都成了“伪学生”，需要经过政审，要求考《中国命运》一书。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叫余宗颐的同学替我们大家代考，就是由他写一篇学习心得，代表全班同学交差，大家也没有签名，仅写的是北大医学院。现今余大夫已是我国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医生。当时北大医学院是七年制。
1950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刘德山（中）和同学合影。
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
1951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朝鲜战争，就参加了北京市的第一批抗美援朝手术队。队长吴英凯是国内著名的胸科专家，他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副队长吴阶平、陈景云来自北大附属医院。吴阶平就是后来的毛主席医疗组组长，北二医院长，医科院士。当时我们的条件很差，医疗队没有渡过鸭绿江，在长春和安东建立后方医院，长春是伪满皇宫所在地，到处是日、满遗留下来的空建筑，在那里我们建立了医院基地。
北京市抗美援朝手术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局的第34和36队。志愿军在第一、二战役中，最大问题之一是运输问题，伤病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运到后方，很多是在半夜里才被运来的。伤员中干性坏死性冻伤及弹片伤最多。医疗队几乎总是在彻夜做手术。我们将重症的伤病员安置在重症病房。恢复期的伤病员在每天早晨治疗及伤口换药后便无事可做，他们感到十分的烦闷，不少能活动的伤员便跑到街上闲逛，甚至出现个别闹事现象。如何使轻、重伤病员的精神生活充实起来，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是住院医生，除了手术之外还要照管病房。我便和几位营长、连长伤病员代表一起研究，并着手组织伤病员的文娱活动，邀请了民间艺人到病房说唱表演，并腾出几间房子作为伤病员文娱活动室。当时的全国特别是北京市、长春市的老百姓给予抗美援朝前方极大的支持，赠送了大批的图书、连环图画、克郎球、扑克牌、军棋之类的文娱用品，甚至还捐赠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伤病员的精神生活，再也没有发生出街闲逛的现象了。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们的志愿军是中国人民最可爱的人，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看画、看书、打克郎球，几个质朴、笑眯眯的伤员还围着无线电聆听着广播，那一张张神秘而满足的天真无邪的笑脸，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1951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卫医管局颁发给吴阶平副队长和我奖状，各记大功一次。我把这次受奖视为毕生的荣誉，并把奖状保存至今（现已捐给兰大档案馆）。
我的教学科研历程
完成北京市抗美援朝手术队工作后，我被分派到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进修寄生虫学。在此期间学习到不少专业知识，并到过许多寄生虫病疫区工作，深切地感受到旧中国给贫苦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当时有几类主要的寄生虫病，如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及黑热病，这五大寄生虫病严重地威胁、危害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从卫生研究院进修两年后，我又被分配到广州光华医学院（后合并改组为中山医学院，又并入中山大学），那是全国寄生虫学领先的学院。我在1955年为该学院讲师，曾受到国内热带病学专家钟惠兰教授的教诲和指导，后来在华南医学院，在陈心陶、徐秉锟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又做了不少寄生虫病的调研工作，也了解了许多国内外文献。到了1957年全国重点高校支援西北，本来定了一位姓蔡的讲师支援西北，但他是广东人不愿来西北，就派到我的头上。当时正是青年气盛，意气风发，我怀着满腔热血，梦想着西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一心想着要开拓出一番事业，就来到了西北。从1957年到1991年退休，我一直在兰州医学院（现兰州大学医学院），经历了多年的风波与沧桑。
“文革”后期实行所谓的“开门办学”，这一时期我作为“逍遥派”，念了不少的书，又趁机拾起了以前的中医学。十来年的开门办学使我有机会带着学生跑遍了甘肃的许多角落，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更使我真正地认识到甘肃的农村及老百姓，意识到象牙塔的学院式的一切教条体系必须要有所改变。
“文革”后恢复了教研室工作，教学科研也逐渐步入常规。70年代初期国内也开始了研究生制度，当时中央批准，医学院第一批能够带研究生的单位有寄生虫学、病理学和生理学三个教研室。那时候是硕士研究生。到了1976年，我当了20多年的讲师后才被提名为副教授，1987年又当上了教授，到了1991年超过了医学院规定的年龄就退休了。但是与国外的科研协作并没有停止，当时医学院的国际科研协作是由我们开始的，我仍能利用国外的条件进行一些科研，开始去日本、英国学术交流。1988年我去日本做了一个月的讲学，到日本的名古屋、东京、京都等几个城市做寄生虫病的学术报告。日本的医学界特别是寄生虫学界对中国的医学成就还是很尊重的。在英国，我做了不少人兽共患性疾病的工作，并做了几次有关包虫病及绦虫病学的报告。我还在利物浦热带医学院进行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利物浦热带医学院成立于19世纪，是当时的英帝国向外扩张，向世界热带地区侵占殖民化，应对流行的疟疾、丝虫病、黄热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而发展起来的研究机构。
走出国门
1990年代初，我受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所的邀请，讲学三周。路过悉尼，澳洲寄生病学家戴·詹姆斯知道我在悉尼，就动员我给威斯特敏医学院教学。开始我教热带医学，其实，很多热带病我并不熟悉，像黄热病、罗斯河热等，甚至以前没见过这类的病人。学院安排我每个星期只讲4节课，而且是选修课，这样的情况不能使我立足于国外。我通过这段时间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非常热心，特别是安·波埃尔（A·prior）和茹·但津格(R·Danjinger)，后者是一所贵族全日制中学的校长，这位老太太不仅待人友好热心，更渴望能同中国友好交流。她聘请我为特聘教师，帮助他们学校的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他们有电子显微镜，我就帮助生物学教师提高电子显微镜扫描技术及制样品技术。另外还给高班学生教中文，更主要的是我代表他们学校到国内联系姊妹学校。这样学校给我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房子，食堂提供很不错的伙食，我还有了工资。此外，我回国联系姊妹学校的机票及开销都能报销。这样，我联系上了天津耀华中学，是天津市最有名的中学，他们先后派出三批教师赴澳交流教学，由澳方承担经费开销。
刘德山在国外讲学
在此期间，还有很多学生家长邀请我到他们的家里商谈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些不断的竞相邀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像欢迎贵宾一样地隆重邀请我，也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教学经验与气派，更为重要的是祖国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这些学生们的家长多是悉尼较上层的人士，他们重视子女的学业，更重视子女将来的出路，他们认为如果能有机会与中国交流，将是子女的最好的选择。这种20多年前外国家长们的心情，与现在我们国内的不少家长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子女送出国外深造是同样的心情。
澳洲的学生家长对子女的老师十分地尊敬，我认为他们的素质较高，对老师及自己儿女提出的要求也非常合理。由于我到过不少的家庭，观察到他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花园和游泳池，子女每次自习后总要在游泳池里活动一段时间，这又使我意识到为什么同样年龄段的青少年，他们的体魄与发育就比我们要强健许多。我曾花费了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多数家庭的纯收入并不比我国一些大城市里的双职工多，但他们的生活理念不同，支配方式不一样。
刘德山在澳华中医学会讲学
在澳洲传播中医学
在国外初始阶段为了立住脚，以前许多没干过的工作，也要放下架子干起来。我很多工作都干过，这些都不是我的专业。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悉尼科技大学（UTS）成立了中国中医学院，招收了很多澳洲及欧洲来的学生，他们中不少是多年的西医医生，多数上过西医学院，而且又学习了几年的中医针灸学。他们渴望学习中医学，特别是古典的中医学。那时悉尼市已有两个中医学会，都曾请我做过学术报告，我曾做过“滋阴的原理”和“中医的脉学”等报告，悉尼的中医界已开始与我有些接触。当时，只有三四位老先生读过中医的经典著作，懂得外文的只有我。他们就找到我，要求我给外国医生讲解中医经典著作。
把古典中医学文献翻译成外文是项很艰巨的工作。过去国内也曾有过中医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多数是语言工作者的译文。他们对中医经典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而且中医古典文献中大多的专用词语几乎是无法译成外文的，特别是面对一些澳洲西人，而且他们全是西医大夫。他们中有人非常渴望学习探索中国的古典医学，甚至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例如德国慕尼黑大学就有一位中医学史教授，他的夫人则专门研究中国金元时代的张元素（洁古）。他们来澳洲悉尼，曾拜访我，她说对张元素的《脏腑标本药式》学习得很透彻，而且还有自己的见解。
西人学习中医的针灸学要经历五年的学程，而且有完整的一套学习规程，他们不记忆穴位的名称，而是按手足阴阳经络穴位的序号。如肺经的尺泽穴，他们以LU5代表；大肠经的合谷穴则以LI4代表；胃经的足三里则以ST36代表……他们多数人能够熟练无误地将各经络的穴位序号经英文缩写说出来。澳洲人很有语言的天赋，他们学习中医药学，首先要学会汉语的拼音与音韵，对于汉字的书写他们较难于掌握，仅学中医中药的词汇与拼音，譬如中药当归，他们记忆其拼音Dang Gui 和其拉丁名Angelica sinensis。给西人看病的处方需要在拼音之后标注上拉丁学名。他们学习中医学都十分努力，并能帮助你抄中药方子，而且速度很快。在钻研中医药学的理论上，由于他们有深厚的西医学的实践与临床经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他们自己的临床体会。有几位西医在学习实践4—5年后，曾出版不少专著，如学员（J.litterton）编著的《不孕症-种子》（英文）一书就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影响。还有学员编著《中医药物的应用》（英文）和其他论著，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在这些年给西人讲授中医经典的过程中，我体验到首先要有简要的中国医学史的概念，最好从金元时代的李东垣《脾胃论》入手，再较系统地讲授《伤寒杂病论》，当然给西人讲这些古典医学，不能仅采用国内的一些传统的教学法……
中国医药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得来的宝贵财富
我曾花费大半辈子的时光学习研究西医学中的寄生虫病学、热带医学，而且与不少国外的同道专家有交往，退休后寄居国外，但真正能使我很快地立住脚，并得以发展的却是中国的医药学。我们亲切地称它是老祖宗给我们的“金饭碗”。它使我们经受住考验，中国的独特医药学扩展到国外发展，鼓励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中国医药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得来的宝贵财富，尽管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其精华与糟粕。
2013年刘德山在澳大利亚里斯默图书馆传播中国文化
同时我们是旅居国外，不同于在国内的中国医药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有政策上的保护。在美洲，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就明令排斥中医，不允许进口使用中医药。澳洲由于是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有许多中医界的先行者及澳人中医生们的支持，还有中国医学协会，大家共同努力争取并多次与卫生及药物管理局交涉，使他们意识到在澳洲的中国医学界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允许我们的存在与要求。他们也规定出许多的限制，如许多中医药包括全部动物药不允许应用。诸如木香、冬花、杜仲、麻黄、川乌之类的药物以及所有的动物性药类均不允许使用。最初，在悉尼也有几家卖中草药的药商，多来自香港和台湾。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有名的大药店才步入澳洲，比如同仁堂、同德堂等公司，这些医药公司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表明了除华裔社团的需要外，西人社团对中国医药的接受认可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医药在国外的开展，总使人有寄人篱下之感，为什么呢？它被西方社会置于“代替医学”的位置，西医是主流医学。咱们在国外推广中国医药学首先要遵守人家的法度，但是在他们的法度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他们支持西人医生公开地在报纸上诬蔑中医药不科学、有毒、害人等言论。那么我们也在报纸上跟他们辩论，舆论上的辩论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除了报纸上的争辩外，还有不少公开场合的舌战。舌战“洋儒”，你必须要有深厚的现代医学基础，不但是现代临床医学的基础，更需要现代病理学、解剖学、免疫学、病原学，甚至药用植物学等方面的功夫。譬如对中药，我们研究“地道药材”，它明确了药物的门、类、纲、目、科、属、种，甚至地区的变种。
有一次在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里，与他们的西医“大专家”辩论时，他们对中医治疗一些皮肤病的特殊疗效有疑惑，面对大量治疗效果的对比，以及我们能从中国医学的理论，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医之特殊疗效，他们听了后目瞪口呆，不得不点头。在提到药用植物学时，他们摆出了十八世纪瑞典分类学家林奈，企图说明科学的严谨性，但没想到我们对林奈的了解比他们这些西医更深。我们把明代李时珍摆了出来客观地给他们讲解，李时珍在十六世纪时，就提出“提纲析目”，解释了中医的性、味、归经，历史的使用与临床效果。他力求格物致知，其著作《本草纲目》在十六世纪就分辨出了1789种可以用为中药的药物。中国的李时珍在药用植物学上着重于临床的实用。李时珍后两百多年，瑞典分类学家林奈的贡献在于他创立了物种的“双名法”，即每一动植物的物种，都以属、种的双名来命名。所以历史上称中国的李时珍是伟大的中医药学家，称林奈是伟大的分类学家。他们听了我们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也了解到这些中国医生的论证实践或知识等并不比他们差，也就不再“鸡蛋里挑骨头了”。
尽管受到西方社会的限制约束，但由于大家的努力和中医药的明显临床效果，中国医药学终于在南半球的澳洲站住了脚，上万名中医药的工作者，包括很多西人中医生能够存活下来。
在上个世纪末期，来澳洲的中青年中医师主要是来自闽、广及贵州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以艰苦创业的精神打开了局面，在这里我提出几个精英的名字，如杨伊凡、李舜英、张友和、周春霖、陈曙仪、李茂、骆伟生、徐传毅、陈以诚，还有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在没有任何政策的支持下开创起来的，在悉尼成立了第一所中医学学院。不但得到了国家的大学注册，而且争取到授予学士学位的权利，这是国际上从未有过的。这些中青年的精英，对待老一辈人的尊敬，更体现出敬老的美德，我曾有幸被几个中医药学会聘请为顾问，并曾为中医学院的第一任董事长。
海外赤子，心怀祖国，通过各种渠道与祖国联系，最近，他们为了“一带一路”的医学开展，来中国甘肃与中医药学界联系合作。
我的收藏世界
除了本职工作，我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收藏。皮影、邮票、年画、明信片、日本的浮世绘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藏。童年时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酷爱皮影。其后虽经历了不同的年代变迁，但始终没有间断过对皮影的喜爱和收藏，多方筹措资金，倾其财力。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迄今，共收藏有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区的皮影、三十多个流派的老影件三十四箱。2008年，我将收藏的绝大部分皮影运回国……
我感觉收藏是在生活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在幻想中有镜花缘、桃花源，虚幻一过就无影无踪，而在收藏的另一个世界里，除了有虚幻和想象，还有影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你真正步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你就会感到它所携带的信息、价值和背景。皮影，邮票等都是如此。收藏使我达到精神上的“阴平阳秘”，使得气血平衡。这是一般非收藏者所很难领会的，它在一定情况下影响你本身的专业，但同时也支持你的专业。
2008年5月学校举办刘德山教授（中）百年奥运史邮展
我对皮影的收藏已超过70年的历程，它和我的医学实践分不开。我通过医学实践给病人看好了病，患者有时可能会提供给我一些信息，比如指点我怎么样去购买等。另外一点，皮影的工艺流程也使我很有启发。比如说在世界上只有德国的皮革工业中心有皮影博物馆，它使皮影发展为一种艺术。
刘德山收藏的皮影影卷
再者，收藏不仅是为了兴趣，更是身心素质的修养，而不是为了升值。很多东西都升值，比如说集邮。我集邮的途径跟一般集邮者不一样，我是自己在国外赚钱买邮票。我感觉，人，特别是老年群体，是一个处在特殊精神状态、特殊心理状态的群体，他们有很多不平衡，而通过收藏来增加知识，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比如我，我自己分析我有固执的毛病。这个固执的毛病是什么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80年代对日本的不平。我多次去过日本，虽然也有很好的日本朋友，但是我觉得对他们应当深入研究，这其中最使我不平的就是版画。为什么版画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去拍卖行，日本的一幅浮世绘版画可以卖到几万美元，而我们的才值几百块钱。但是版画是十五世纪从中国传出去的，这使我心里很不服气。
我在这里就从邮票上简单讲一下我对日本人的性格、国民性的认识。可能很多人都还不清楚，日本从1866年明治维新实行天皇一统制度以后，就开始极度扩张，而它的邮票则是从1871年开始发行，从“一初”就在“大日本”这个主题上做文章。日本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是1890年明治天皇银婚25周年纪念邮票。在1896年，也就是甲午海战结束后，日本发行了第二套纪念邮票。第三套纪念邮票则是1904年在中国的日俄战争。后来包括成立伪满，关东，这些它都有纪念邮票记录下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记录，及至日本战败投降后，到1945年颁布日本新宪法，它明确记录不要武装。现在安倍政府否认所有，但是日本邮票对历史都有记录，他否认过去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关于邮票收藏我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日本的纪念邮票记录了它的侵略史实，帮助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实资料。
刘德山在巴厘岛考察瓦杨皮影
人们在离开一个地方时，总想把最喜爱的东西随身带着，我也是如此。我可以不带我的印章，但我必须要带着这些皮影，带着集邮本。后来回国我把这些东西又带了回来。关于带回来，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心理是良知。这些东西是中国老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中国需要。比如等一百年后，那时的人谈到咱们今天的电视、录像，也许还会奇怪，这跟我们今天谈皮影、邮票其实是一样的心情。社会在进步，科学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在转变。但是无论如何变迁，中国的文化应当交给我们中国人去研究。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文物，比如壁画都流失在国外。他们外国人也有他们的逻辑，当面说：“中国国内时局动荡，我们如果不保留，早就没了”。这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侵略的话。德国把我们（新疆）克孜尔的壁画都弄走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也都全没了吗？我曾经多次进入过藏经洞，那时的藏经洞不像现在只有专家才能进，那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法保护那些遗迹。所以收藏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保护和继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辈人的辛勤成果、留下来的财富。比如说我们的戏剧国宝《同光十三绝》，是很珍贵的。但是皮影发展得比京剧更早，也都是一个个脸谱，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呢？因为人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别人没有这个东西，你手里有，你就应该拿出来好好弄，仔细研究。这就是我想的。
关于邮票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奥运和邮展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届奥运会之所以能举办，就是因为希腊在1896年印发了邮票，如果不卖邮票，雅典奥运会就开办不了。所以自此以后，历年的奥运都举办邮展，唯独2008年北京奥运会没有举办。这件事我一提起来就很痛心。当时咱们中国展览的是萨马兰奇的1896年小全张，后面的全都没有。咱们中国有很多集邮家，很多有钱人，但是邮票展览为什么没办起来？因为邮票升值空间小，易被人忽略。所以到现在关于奥运历史方面的邮票，国内集邮界很缺乏，甘肃目前也还没有。收集邮票只是奥运知识的一个方面，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奥运精神。我现在收藏了满满一箱子，2008年以前的基本上都有了，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敢说在中国的大学里，只有我们兰大有。目前我在想办法办一个邮展，但是还很困难，正在策划中。我觉得应该在民间普及奥运知识，不能只是我们的官方人员在热火朝天地筹办奥运会，百姓们也应该参与其中。了解奥运知识，邮票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009年10月30日刘德山向学校捐赠（清代）皮影
在兰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向学校捐赠了一套明信片，这是因为自从我们国家新一任领导上任以来，我看到了新希望，作为一个领导政党能够自洁自清，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在那套明信片里面，有我特意签字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明信片。我希望兰大也能够做到世界一流名校，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加强教师队伍的发展，优化培养人才的体制，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前进。
赤子之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初到澳洲时，澳洲人虽然对中国人不排斥，但他们民间受日本人的影响更大，对日本人也更有好感。他们的商店对待东方顾客，总要讲几句澳式日语，以表示对日本人的欢迎。我在乘坐地铁或公交车时，有的青年乘客主动站起来让座，有时一上车，司机便向你招手还要讲句“你好”之类的日语。他们看到西装革履的东方人就认为是日本人，瘪蹋不整的是中国人。对此，我用比他们更为熟练的日语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他们甚至露出有点不相信的眼神。
那个时候中国出口的多是丝织品及一些小商品，由于质量不高被苛刻地退货。那时在澳洲到处是“退关商品”店，通称“两元商店”，里面充斥着退关的中国货，在英国的“半英镑商店”也是如此。而一些所谓的国际名牌货，虽然在质量上也不怎么好，在价格上则要高出多少倍。而中国制造的鞋子，无论从式样及质量上都是上乘的，经过澳洲商人改装成世界名牌，高价出售。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我国国强民富，经济影响力日增，中国的出口产品不但品位高而且价格公道，受到澳人的欢迎，许多出口商品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使国外华人地位提高，尤其是在澳洲的多元文化社会。许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总是以羡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随着近年中国游客的剧增，豪爽而大方地购买他们的旅游产品，不但刺激了澳洲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澳人领会到了中国人给他们带来的商机，许多商家见了东方面孔，不管是来自东南亚或日本，他们再也不说日语了，开口说的是“你好”、“欢迎”之类的简单中国话了！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多元文化的澳洲更为明显，我在澳洲悉尼住在“邦代”（Bondi）区，靠近海边，凡是旅游来澳洲的人都会被安排到邦代海滨参观。外国人常以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我在邦代的商业区的多数饭馆用过餐，无论是购物、理发、药房取药、医疗中心等处，总是受到很好的礼遇及优待。当然，能够同他们有语言上的交流是很主要的。
86岁的刘德山在斐济考察
中国人在国外受到尊敬，有时甚至连装束也会受到他们的赞赏。我在国内曾用几十元人民币买了件棕色的夹克衫，已经穿了多年。有一位日本朋友，他是一个医学公司的董事长，因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常一起吃饭。不知道为什么，他两次用手抚摸我所穿的夹克，最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喜欢我所穿的中国制造的衣服。由于他特别喜欢，我随手脱下来送给了他，他高兴地穿上，如获至宝，称谢连声。通过这类琐碎的情节，也促使我思考：从过去的2元钱退关的处理商品，到喜爱中国产品，这主要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人的品味也随之提高，这是我几十年来在国外感受很深的。
王：感谢刘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我们知道您这里故事很多，我们会择机再来听您讲述。
刘：好的，随时欢迎再来。
【人物简介】
刘德山，天津市人，出生于1926年2月。兰州大学医学教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57年与夫人张苓芝来兰州医学院任教；1990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医学会热带医学会会员。曾赴日、英、澳等国学习、交流、合作。1991年在兰州医学院退休，并受聘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教授；2003年以来成为澳洲注册医生，任澳大利亚西部悉尼大学医学院、澳华医学会、全澳中医学会顾问。
刘德山教授不仅是一位医学专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热心于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事业的收藏家。童年受家庭及环境影响喜爱收藏，其后虽历经年代变迁而不曾间断。他的收藏包括皮影、邮票、年画、明信片、浮世绘等等。仅邮票的收藏就有：鸟类、蝶类、音乐类、二战类、航天类、汽车类、环保类、宗教类、百年奥运史、冬季奥运会、太平洋岛国邮票等，门类繁多极其丰富，许多都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孤品、珍品。
2008年北京奥运之际，他和夫人张苓芝教授（眼科专家）专程由悉尼回到兰州，举办了百年奥运史邮票展览；2009年兰大百年校庆之际，他将1906年发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照片明信片，用20个镜框镶嵌捐赠给学校，喻意“兰大日益昌盛、进步，并将会同世界上的老名牌大学并驾齐驱”。随后又向学校捐赠了宋代铜镜、17世纪的唐卡、12件稀有清代皮影、邮票等。当问及为何要将几十年的辛苦和财富捐赠时，刘老动情地说，“国家的兴旺发达让海外游子们扬眉吐气”，“我若能为祖国及大众同胞做一点小事，则不辜负生我养我之情”。